对最近上海防疫的一些看法

首先先谈一些我以为的事实：

  1. 上海之前所推行的是引以为傲的所谓“动态清零，精准防疫”。说白话就是将整个上海市划分成许多小格子，当阳性病例出现，不必动辄封掉整个区，而只是封掉对应的格子，然后根据大数据迅速追踪密接，一网打尽。这种做法在 Omicron 入侵之前，是一种行之有效，扰民程度低，对经济运行干扰降至最低的策略。

  2. 而且，以旅客吞吐量排名，2021全年，虹桥和浦东机场分列国内第五和第八。如将两个机场加总，则上海的旅客吞吐量在所有城市排名第一。而如果看货物吞吐量，则浦东一个机场已经排名第一（虹桥的吞吐量是第十）。换句话说，上海作为港口城市，是在承担了国内最大的人员和货物进出的情况下，取得了去年的防疫成绩的。这也是之前为什么上海一直在国内似乎被视为“抗疫模范生”，这绝不仅仅是张文宏个人形象的功劳或媒体的鼓吹宣传。

接下来进入推论和个人看法的部分：

  1. 那么，相应地，在国内长期清零的背景下，当 Omicron 自外部传入，不意外地，上海自然首当其冲。这一点，上海是否有过预案，以及预案是否是“被动应对，放任传播，倒逼躺平”，恐怕不得而知。但也很难想象上海的许多专家会对国外的 Omicron 高达12的 R0 数据视而不见，不做预案。
  2. 但毫无疑问地，面对 Omicron，如果继续之前的策略（动态小网格清零），则必定无法实现清零。接下来就是路线问题：面对 Omicron，要不要使用大杀器（封城清零/全面清零）？
  3. 上海的态度是暧昧的，或者说，在宣传上是暧昧的。华亭宾馆当然是一个意外，但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意外。我感觉专家们的共识，似乎是“没得选”。
  4. 所谓没得选，就是说上海做不到封城清零。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。其含义就是上海的经济活动不能停。实际上，我个人感觉来说，大部分北方城市基本已经是财政养着的城市。这样的城市，停下来问题不大。但上海作为造血的城市，在这一点上反而没有北方城市的自由。在基层一级，上海才是真正的手停口停。
  5. 那么，面对 Omicron，没得选就变成了真的没得选。
  6. 但中央不这么看。中央不能接受的是政治风险。政治风险就是 Omicron 在上海取得突破后向全国蔓延。这里的政治风险有几重含义：
    1. 此前宣传已经确定了中国的路线是严防死守清零的底线。此时搞策略转向，在各个层面都没有准备好；
    2. 疫苗：贵国的传统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。甚至在副作用更小的灭活疫苗推广上，仍然采用了较为保守的策略。（如果有老年人因为疫苗反应去世，并由傻逼公号宣传造成恐慌，那么势必对疫苗推广造成更大的阻碍。反正有隔离政策兜底，并不急着向老年人推广疫苗，或者对疫苗注射采取强制策略。）各地都是以奖励诱惑大家打疫苗，而并没有采取强制策略。相反地，很多其他国家则采取了半强制策略：我不强求你打疫苗，但不打疫苗不允许你进入公共场所（超市，电影院）。其结果，就是中国相对落后的全面接种率和老年人接种率。面对 Omicron，其实灭活反倒和 mRNA 效果相差彷佛。所以疫苗引进层面我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。
    3. 隔离：在一个房价下降都要去政府门前静坐的国家，加上此前大力宣传的各种新冠后遗症，指望民众乖乖在家自行隔离是不大现实的。一旦引起大规模的恐慌并由此击穿医疗资源，全国都会变成2020的武汉。
  7. 这样一来，中央势必向上海施压。中央的想法是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在上海把病毒控制住。上海的想法是，你说得容易，钱呢，人呢，设备呢，方法措施呢。仅举一例，之前的核酸混测，面对 Omicron 的蔓延速度和自愈速度，已经力有不逮。等核酸检测结果出来，要么阴的人已经阳了，要么阳的人已经阴了。结果就是好多人都是薛定谔的阴阳人。各种困难一多，上海打心眼里觉得，我们上海人素质高，只要说明了情况，让大家乖乖在家里自行隔离，未必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。相反，强行清零，才是不科学的做法。
  8. 这时候就有意思了。知乎名言：大是大非面前，你和我谈什么科学？正所谓路线错了，知识越多越反动。你们这些专家说白了就是不想执行上面的决议，还用所谓的专家权威来抗命。接下来就是派钦差，和地方进行利益交换和博弈，然后给一些资源，命令强推。
  9. 但政策的执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。当你要求下面执行一个他们不理解的命令，他们就只剩下不知变通地强推一条路了。下峰按着上峰的命令严格执行，只是为了保证自己不被追责。当执行人丧失了主观能动性，任何政策的推行都会演变成灾难。
  10. 但话说回来，我并不想把锅往那位头上一扣了之。我历来相信民众和政府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有什么样的历史，就有什么样的人民；有什么样的人民，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。但作为工程师，我是相信科学才能定义大是大非的。或者说，不讲科学，也要讲调查，尊重客观事实。领导和专家意见不一，很难讲哪边是对的。或者说，一个无法让领导和专家形成统一意见的机制，却总是错的。目前上海疫情已经造成了许多悲剧。但我所担忧的，却是另一种可怕的官僚文化的蔓延，以及这种文化对决策机制的荼毒。